811180b.com老兵本色:老英雄、湖北省来凤县离休干


ʱ䣺2019-10-09

  虽已95岁高龄,张富清依然坚持读书看报,图为张富清阅读《中国国防报》。穆可双 摄

  这个家面积不大,80多平方米,黄色的油漆墙,斑驳褪色,但窗明几净,井井有条。阳台上的一盆盆花,整齐得像一列士兵。

  坐在旧沙发上的张富清老人,面色红润,衣着整洁,一条空空的裤管,用橡皮筋扎着。裤子的颜色,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大江南北常见的那种蓝。

  交谈时,老人思路清晰,手势有力,看不出已95岁高龄。他的左手,常握住那截短短的裤管,也许是支撑身体,也许是88岁时因病失去这条左腿,至今仍未适应。

  他爱笑。一笑,光洁的脸庞瞬间挂满孩童般的烂漫,如清澈的湖水泛起涟漪。不笑时,目光里依然透着军人的凛然。

  解放战争中,张富清炸毁、攻占敌4座碉堡,先后荣立一等功三次、二等功一次,被西北野战军记“特等功”,两次被授予“战斗英雄”称号,1950年获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“人民功臣”奖章。

  新中国成立第6年,他转业到湖北省来凤县工作,此后深藏功名,默默奉献。立功的事,老伴不知道,儿女们不知道,孙辈们更不知道——“只知道他当过兵”。

  2018年底,因国家开展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,张富清不得不拿出证书奖章,意外成为“网红”。

  面对记者,一提起牺牲的战友,老人就哽咽:“太多了!他们才是英雄,他们才是功臣!我有啥好显摆的……”他用手抹去泪水,老伴孙玉兰忙递上纸巾。

  采访鲐背之年的老英雄,如同面对一部浩瀚的大书,满心敬惜,却不知从哪一页读起。当你慢慢读过去,能看到千军万马、波澜壮阔,能体悟为什么“共和国是红色的”。

  张富清出生在陕西省洋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父亲早逝,大哥夭折,母亲带着他们兄妹3人艰难度日。因为生活困难,张富清长到21岁时还很瘦小。

  1945年,家里唯一的壮劳力二哥被抓走当壮丁,打长工的张富清用自己换回二哥。因为羸弱,他被关押近两年,后被迫加入军队当杂役,目睹其种种劣行。

  1948年3月,瓦子街战役中,被“解放”的他没有选择回家,而是主动要求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,成为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一名战士。

  官兵又抢又赌,团长一夜能赌输全团的军饷。而解放军“很仁义、很规矩”,从不拿老百姓东西,借什么一定归还,损坏了赔新的;如果老百姓不愿意借,决不勉强……

  张富清从小就听说过、向往过。亲眼看到的一个个细节,让他震撼:竟然和传说中的一模一样!

  “让老百姓耕者有其田、过上好日子,这就是我盼的!”两支迥然不同的军队对比强烈,让“解放战士”张富清下定决心:“我要为穷苦人去打仗!”

  “一加入解放军,我就没怕过死。”入伍后,正赶上西北野战军军事政治整训,时间不长,瘦小的张富清精神面貌大变。

  勇气与意志,源自真枪真刀的磨炼。他发现,连队每次执行任务,员敢冲锋、敢硬拼,不犹豫、不躲闪——他真心钦佩这些“老同志”。

  1948年7月,胡宗南三大主力之一、整编第36师向北攻击,进至陕西澄城以北冯原镇、壶梯山地区后,因发现我军设伏,迅即就地构筑工事,转入防御。

  位于冯原镇的壶梯山,长约7公里,地形险要,守军敌第28旅第82团构筑了一个个暗堡,企图成为“啃不烂”的骨头。

  第2纵队啃的正是这块骨头。暗堡前,战友一个个倒下。“我去炸掉它!”张富清报名参加突击组。

  壶梯山暗堡的模样,他至今记得:高约1米,地面以下挖得深,敌人从射击孔中疯狂扫射,死死封锁住我军进攻线路。

  “解决这样的暗堡,在上面扔手榴弹不行,必须从侧面接近,从射击孔塞手榴弹进去。”在火力掩护下,伴着“嗤嗤”的子弹声,张富清时而匍匐,时而跃进,迂回往前冲。

  靠近后,他拉开手榴弹引线,朝喷着火舌的暗堡射击孔塞进去。“轰”的一声,机枪顿时哑了,战友们起身冲上来。

  那天是8月8日。张富清的右手臂和胸部被燃烧弹烧伤,至今仍留有一片片褐色疤痕。而他却称之为“轻伤”。

  “你越不怕死,说不定真死不了;要是畏畏缩缩,敌人就会把你打死。”这是他悟出的辩证法。战场上,信念是信仰者的冲锋号,勇敢是无畏者的护身符。

  当日16时,我军向壶梯山发起总攻,全歼敌第28旅第82团,致使整编第36师防御支撑点坍塌,全师动摇。一怒之下,胡宗南将其师长革职留任,旅长、团长撤职关押。

  此役至关重要。张富清当时并不知道,高度关注战况的彭德怀,竟顺着电话线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王震的指挥所,抵近观察。

  我军乘胜追击,一举收复韩城、澄城、合阳。澄合战役宣告胜利,党中央致电祝贺。

  张富清荣立一等功。他获得的军功章,简单粗糙,却弥足珍贵。他仔细包好,装进背包。

  入伍后仅4个月,作战勇猛的张富清光荣加入中国。入党介绍人是连长李文才、指导员肖友恩——70多年来,这两个名字,深深刻在他的脑海。

  此后,“枪不离肩马不离鞍”,战斗一场接一场。突击,成为党员张富清的首选与常态。

  每次连队布置突击任务,他都报名。手一举,就意味着准备受伤、准备牺牲。这些,他都想过了。

  他的战功,次次来自突击,如:“在东马村代(带)突击组六人,扫清敌人外围,消灭了少数敌人,占领敌人一个碉堡,给后续部队打下缺口,自己负(伤)不下火线,继续战斗。”

  如果当时能留下照片,突击组长张富清,应是这个样子:脸熏得像锅底,目光敏锐坚定;肩挎冲锋枪、身背炸药包、腰上插满手榴弹;军衣上,血迹斑斑,烧得到处是洞;赤着双脚,鞋,常在突击中跑掉;四周,是摧毁的工事、烧黑的黄土、纵横的尸体。这是记者连续3天面对面采访张富清后,在脑海还原的画面。

  “那时,身上的棉衣又是血又是汗,太阳一晒,很臭。饿了,找到啥吃啥,不管上面有没有血。”张富清说。对他来说,死都不怕,这些算什么。

  1948年11月23日,敌第76军南撤至永丰镇以西的石羊地区。25日下午,在我军追击下,该部主力逃回永丰镇,困兽犹斗。

  永丰镇,“围寨高而坚固”。敌第76军军长李日基,将主力布置在永丰镇和附近几个据点,并重兵控制两边高地,形成支撑点。

  西北野战军迅速决定,集中第2、第3纵队主力,围攻永丰镇。战至26日晚,我军肃清外围据点,迫使敌第76军万余人麇集于土城内。

  这注定是一场惨烈的攻坚战。敌人凭借高厚坚固的寨墙,顽固抵抗。27日晨,我军发起的“第1次总攻未能奏效”。

  27日黄昏,我军重新调整攻击部署,第2纵队、第3纵队独立第2旅担负攻歼永丰镇敌第76军的任务。

  张富清所在6连担任突击连。之前,部队伤亡很大,东北角寨墙侧面的两个碉堡,是两处主要火力点。

  是夜,连队决定成立突击组,炸掉那两个碉堡,确保攻击部队上去。张富清任突击组长,带两名战士,子夜出击。

  依旧清瘦的他,浑身是胆,携带1支步枪、1支冲锋枪、2个炸药包和16枚手榴弹,几乎是他的负重极限。

  3名突击组员跃出坑道,快速抵近,趁着夜色,爬上三四米高的寨墙。他第一个跳了下去。

  听到动静,敌人围了上来,他端起冲锋枪,一排子弹飞过去,令敌猝不及防,一下撂倒七八个。就在这时,他感觉头被砸了一下,“不觉得疼,只觉得闷”。

  打退敌人后,他伸手一摸,发现满头满脸是血。原来,头皮被子弹犁开。如果子弹飞低一寸,自己肯定“光荣”了。

  迅即,敌人又涌上来,他再次将敌打退,并接近碉堡。他用刺刀挖开泥土,先放置几颗手榴弹,把引线连在一起,上面压炸药包,再盖上一层土。

  接着,他用手一拉,侧身一滚,“轰”的一声,碉堡被炸毁。瞬间,尘土、石头、弹片四处飞溅,空气滚烫。趁着烟雾,他迅速逼近第2座碉堡,如法炮制,又成功了。

  从跳下寨墙那一刻起,他就没准备回去,一股巨大的力量从心中腾起。无限的勇气,让他打出了自己都惊讶的战绩:炸毁2座碉堡,缴获2挺机枪、数箱弹药。

  一放松,他才感到伤口剧痛,吐出一口鲜血。他满口牙被穿云破石般的爆破震松,3颗大牙当场脱落,其余的后来陆续掉光。

  此刻,总攻尚未开始,他用满是鲜血的双手紧握钢枪,“打退敌人数次反扑,坚持到天明”。凌晨3点,冲锋号响。拂晓,我军主力部队攻入永丰镇。

  战役结束,张富清荣立一等功、被授予“战斗英雄”称号,晋升为副排长。表彰大会上,王震亲自为他佩戴奖章,也喜欢上这位小个子英雄,此后,见面就鼓励他。

  彭德怀也因此认识了张富清,行军途中遇见,总是亲切地说:你在永丰立了大功,我把你认准了,你是个好同志!

  1949——中国时间进入崭新纪元。对中华民族而言,这是获得新生的一年;对张富清而言,这是奔袭战斗的一年。正如《保卫延安》所写:走!打!是生活中的一切。

  1949年2月1日,西北野战军整编为第一野战军。张富清所在团整编为第2军第5师第14团。

  番号的改变,折射着时局的发展。新中国的桅杆,已刺破海平面。与西柏坡嘀嘀的电报声同样急切的,是解放军指战员奔袭作战的脚步。

  在1949年5月至7月“陕中战役、扶眉战役经过图”上,一段段红粗箭头,标注着第2军的战斗路线,东起蒲城,途经泾阳、咸阳、兴平、扶风,西至宝鸡。

  8月5日那天,“一野”发出动员令,号召全体指战员:为“解放整个大西北而战斗”,“敌人逃到哪里必须追到哪里,不给片刻喘息机会”。

  各部队冒风雨,忍饥饿,连续奔袭。“那段日子,除了打仗,没记起在哪个地方停过。”张富清回忆说。

  并不是神兵天降。路,是一步一步丈量;仗,是一场一场拼杀。张富清和战友们,日以继夜,攻城拔寨,风卷残云。

  7月底,“一野”三路大军陈兵陕甘边境,直指平凉——宁甘两省的咽喉。队伍中的张富清,第一次走出陕西。至此,八百里秦川,换了人间。

  新中国成立前夕,党中央决定:“第一野战军必须在1949年冬结束西北解放战争,以便明年进入和平建设,新疆不能例外。”

  新中国成立那天,张富清跋涉在进军酒泉的路上。喜讯,是两天后听到的。“新中国成立啦!”他和战友们格外高兴,举枪高喊!

  新中国成立第4天,第1兵团在酒泉召开进疆誓师大会,号召部队“把五星红旗插上帕米尔高原”。

  酒泉至喀什,2500多公里,要穿越戈壁瀚海,翻越雪山峻岭。当时,新疆尚无铁路,公路极差——有人说,这支红军部队,开始了“第三次长征”。

  挺进途中,张富清和战友们时常高唱由王震的诗谱成的战歌:“白雪罩祁连,乌云盖山巅。草原秋风狂,凯歌进新疆。”他的内心也如这战歌,激昂、欢快。

  当时,他已作为战斗骨干调入第2军教导团。在吐鲁番过冬后,教导团徒步1600多公里,于1950年三四月间到达喀什。

  新中国成立后的“长征”,比此前的“幸福”多了。张富清说:“到哈密后,再没打过光脚板。以前,没鞋穿是常事。”他的脚底老茧又厚又硬,“赤脚不影响行军打仗”。

  不光有了新军鞋,还有了新军装。“部分官兵换上黄色的新军装,还有了新棉衣。”而全体换装,是到了南疆以后。

  吃饭,终于都用上碗了。此前,尤其是奔袭途中,开饭时,炊事员都是把食物或往军帽里、或往衣襟上、或往几片树叶上一扣,大家边吃边走。

  即使是用汽油桶烧开水,也成了他的“幸福点”。“到喀什后,能经常洗衣服了,用开水一烫,烫死的虱子漂一层……”半年后,军衣上才没了“小动物”。

  新疆,揭开新的历史一页。教导团到疏勒后,也迎来一边开荒、一边建营房的激情岁月。在“大草湖”,张富清和战友们搭起帐篷,拉开“军垦第一犁”。

  然而,1953年初,部队领导找到张富清说,上级准备抽调连以上战斗骨干入朝作战,问他是否报名。

  “新中国不容侵犯,我去!”张富清毫不犹豫地报了名。随后,不到半个月,他就和几十名战斗骨干,迈开双腿,再次出发。

  从新疆到北京,是张富清的又一次 “长征”。一行人,背着面粉做的坨坨馍,星夜兼程。沿途,公路仍很欠缺,有车时就坐一段,大多时候是徒步。

  那一趟,走了一个来月,万千山岗、风雨冰雪都经历了。途经鄯善,遭遇沙尘暴,黄沙遮天蔽日,一行人蒙着纱布才能睁开眼睛、辨识路线,行进极其艰难。

  “路上缺水,在补给站装一壶水,渴得受不了才舍得喝一口,干得口鼻出血,有人还晕倒过。”张富清回忆。

  “到北京后,我感到很疲劳,吃饭不大吃得进去,接连好几天只想喝水。”彼时,朝鲜战事已经缓和,这批待命出征的战斗骨干在京休整。

  从“山连山川连川”的陕北,到“平沙莽莽黄入天”的南疆,再到首都北京,张富清走了多少路!新中国,是打出来的,也是走出来的。

  张富清第一次到北京,组织上安排这批战斗骨干游览名胜古迹,观看文艺演出。而他印象最深的,是。

  站在广场,他不禁想,如果新中国成立那天,能现场接受毛主席检阅、聆听毛主席讲话,该有多好!

  站在广场,他感到无比欣慰:打那么多仗、走那么多路、吃那么多苦,还几次受伤,新中国成立了,值啊!

  站在广场,他想到了新疆守防的战友。1950年,他所在的第2军教导团组建边卡营,接管边防一线哨卡。此时此刻,战友们正在爬冰卧雪。保卫新中国,使命同样艰巨!

  站在广场,他不由得想起牺牲的战友。“太多了”——他总是用这3个字,来感叹牺牲的数量,表达心中的哀伤和缅怀。

  他的连长、指导员、排长、班长,牺牲了一个又一个。一次突击,突击组成员大多都回不来。一次战斗,连队就少很多战友。每次看到熟悉的面孔不在了,他的心便特别沉重。

  他的老部队——5师14团,1949年9月14日翻越祁连山。途中,“整日雨雪交加,狂风不止,战士全身湿透,受冻牺牲130人,冻坏脚不能走路者100余人”。

  场场血战,永生萦怀。永丰战役,他所在的2营6连,一夜就换了8个连长,全连几乎打光了。战斗结束后,他被战友搀回,卫生员赶紧给他处理伤口。他发现,自己带的两名突击组员没回来,也找不到遗体。他深感自责:没把两个战友照顾好,自己还活着,可他们牺牲了,连掩埋一下、立个坟头的责任,都没尽到啊!

  枪声歇息,夜幕沉沉。他抱着冲锋枪,一宿未眠,一会儿躺下、一会儿坐起来。不是因为伤口痛,而是心痛!一想起两个瘦高的兄弟,他就痛哭失声……

  越是铁骨,越是柔肠。每当清明,他都避开亲人,遥望远方,一个人静悄悄地待一会儿,默默祭奠牺牲的战友,任凭泪水顺着脸颊肆意流淌……

  “和牺牲的战友比,我是幸福的!”擦干眼泪,张富清内心充满知足和感恩,更充满继续奋斗的豪情。

  军人,以服从命令为天职。上级一声令下,深爱部队、一身打仗本领的张富清,纵怀着万般不舍,也毅然脱下军装。

  1953年7月,张富清被派往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学习,先后在天津、南昌和武汉学习两年文化课程,同批学员毕业后集体转业。

  当时,新中国百废待兴,需要干部。张富清有3个转业去向可以选择:一,留在城市,生活条件好,发展空间大;二,回陕西老家;三,响应党的号召,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。

  新中国成立了,仗也打完了,母亲一直盼他回去。打了那么多仗,母亲只是收到报功书,却见不到儿子的身影,日夜思念。

  “谁不想到好一点的地方?从内心讲,我想回陕西老家,但我没有说。因为我是党的干部,就应该听从组织召唤,到艰苦地方去。”张富清的想法简单而朴实。

  校领导在介绍湖北情况时说,恩施偏僻艰苦,最需要干部。他一听,就要求到恩施。随后,他又到了来凤——因为在恩施,来凤地处鄂、湘、川交界,最偏远。

  “那里苦、条件差,员不去,哪个去?”他心头涌起的,是当年战斗突击时的豪情。

  1955年1月,张富清和妻子孙玉兰坐轮船逆水而上,从武昌到巴东,然后赶往恩施。当时,从恩施到来凤,坐车要走一整天、“两头黑”。

  “凤凰来仪”之地来凤,虽有美丽传说,现实却是另一番景象。这里“高山丘陵,交替连绵”“河流沟溪,纵横交织”。夫妻俩一脚踏进这片土地,一待就是64年。

  孙玉兰,是张富清探家时认识的同村姑娘,当时是村妇女主任、共青团员,虽小他11岁,但认准了这个军人。他们在武昌结婚。

  到来凤,张富清的第一个职务是城关镇粮油所主任。粮油所主要保障城镇非农业人口。在粮食短缺的年代,这个岗位“权力很大”。

  当时,所里仅有一台碾米机,难以保障供应,只能供应一部分细米、一部分未完全脱皮的粗米。许多群众拿着粮票买不到细米,意见很大,经常与粮店工作人员发生口角。

  张富清的答复,令这位管理员既无语又不满。后来,这个单位找到县里一位分管领导。这位领导“提醒”张富清:“该照顾的单位,还是要照顾。”他却毫不松口:“供应上我一视同仁,要不就违反了党的政策。”

  张富清想,要减少矛盾,提高碾米量才是根本办法。他先发动社员帮忙加工,又辗转买来几台碾米机,基本解决了供应难题。

  以前那个跟他争吵过的管理员,后来在营业处见到他,主动向他道歉,还跟别人说这个部队下来的干部是个好干部。

  1955年9月,来凤县粮食局党支部对张富清进行考察,结论是:“能够带头干”“群众反映极好”。1956年5月,他被提拔为粮食局副局长,任职不久,便到纺织品公司任党支部书记。1957年3月,县里安排他到地委党校学习,毕业后,他又一次被派往最需要的地方——农村。

  1959年初,刚从党校毕业的张富清,被上级派到来凤县出了名的穷地方——三胡区任副区长。

  当时,城里的人常这样打趣三胡区:三胡的人,都是吃稀饭的,如果在县城看到谁衣服上有稀饭渍,准是三胡的。

  此言不虚。到了三胡,张富清发现,这里的财贸工作和农业生产都比较落后,营业计划完不成,粮食生产任务也完不成。

  在张富清的努力下,用了一年时间,三胡区基本实现区营业单位扭亏为盈,但更难啃的骨头在农村——提高粮食产量。在区里统一安排下,他开始上山驻村。

  到三胡后,张富清才知道什么叫真穷:很多群众几乎顿顿以菜代饭,有的群众没衣穿,“用线把烂布片连起来遮丑”……

  张富清走进最偏远的村,住进最穷的社员家。在社员家里,无论吃的是玉米、土豆、红薯,还是野菜,他都按规定交伙食费和粮票:一餐半斤粮票,一天3角伙食费,一个月3两油票,三五天结一次账。

  虽然他交的伙食费,远比吃到嘴里的多,可刚开始,社员并不欢迎他。他们认为张富清是“区里来的干部”,干不了农活,是来添乱的。他组织生产,有人说:“我们连饭都吃不饱,没力气干活。”

  为尽快让社员相信他是帮忙而不是添乱,他和大家天天一起上山干农活,并留心观察,虚心学习各种劳动技能,“手上的血泡从没断过”。

  “背粪上山,社员背多少我背多少,身上、衣服上,经常沾得到处都是粪……”他知道:同大伙儿一样出力,社员才会相信他是真心的。

  那时,家家房子不宽裕,更没有多余的床。他就找间柴屋,铺上稻草当床。晚上,刚躺下,蚊子、跳蚤便开始“联合攻击”。他拿手帕、衣服驱赶,实在赶不走,干脆把手帕盖在脸上睡。早上起来,笢弊腔楷桯岆岍賜腔儂郣ㄗ鏍夤萸ㄘ 2019-09-21,浑身是包。后来,他找来六六粉撒在地铺上才好一点,但只能管个把星期。

  不管多苦、多累、多困难,张富清一天到晚总是笑呵呵的。他陕西口音重,怕社员听不明白,就总是放缓语速,慢慢地说话。

  晚上,他组织干部研究村生产计划,向社员宣传党的政策;空暇时间,他帮社员打扫院子、挑水……

  社员吃不饱,他更吃不饱。可当着社员的面,他不能表现出来。有时饿得难受,他就一个人跑到水井旁,舀点水喝,然后接着干。

  一天晚上,张富清回区里开会。由于干了一天农活,吃得又少,加上走了几十里山路,当路过一座桥时,又累又饿的他一头栽进河里。

  同行的人赶紧把他救了上来,这才躲过一劫。赶往医院的孙玉兰看到受伤的他,心疼地说他“命真大”。

  每月,张富清至少驻村20天,只有回区里开会才能回趟家。农忙季节,他就一直和社员抢种抢收。孩子们想念爸爸了,就翻过一座座山,跑到村里去找他……

  “说实话,下乡驻村的时候,比带突击组打仗都难。”回忆起当时的艰辛,张富清至今感慨。

  可张富清从没想过放弃,他只认一个理儿: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,员不干,谁干?困难面前,员不冲,谁冲?

  春风终化雨。同吃同住同劳动,社员们对张富清,从抵触到有感情,最后情同手足。最令他欣慰的是,所驻的村生产抓上去了。

  但是,一个村的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带起来,他又要到另一个困难村去。少则一年,多则两年,他就要转移一次“阵地”。20年,他总是从一座山,搬到另一座山。

  十年浩劫,张富清也未能幸免。1975年恢复工作后,他被调往卯洞公社任革委会副主任。虽然挨过整,虽然已年过半百,可他依然跟从前一样,大部分时间去驻村,还把地点选在不通电、不通公路的高洞村。

  1977年,国民经济好转,卯洞公社决定集中财力物力修两条路,【党建园地】情系一线建设者 炎夏慰问“送清凉,其中一条是高洞到安抚司的公路。

  路,是高洞父老乡亲的所思所盼。上任时,张富清沿着挂在悬崖峭壁上的羊肠小道,走了4个多小时才到高洞,对交通不便之难感受颇深。

  修路时,张富清一直铆在那里,负责施工难度最大的路段。他说:“党员干部就应该带头啃硬骨头。”

  冬季农闲,是修路的好时机,但空气湿冷。为加快修路进度,他带着修路大军在山上安营扎寨。有的人不想上工,他就耐心去动员。

  每天天刚微亮,他就起床,吃过早饭立即带领大家上工地,一直干到满天星光。哪里难修,他就赶到哪里。

  没有专业工具,就用农具开山挖土,靠肩挑背驮运石头,修路基。碰到大石头,实在凿不动,才舍得用贷款买来的炸药,节省着一点点炸。

  施工强度高,粮食却很少。当时工地上流传一个来凤方言的“顺口溜”:“早上浑个个,中午剁一剁,晚上现场和”,意思是一天三顿都是吃土豆。

  断断续续干了两三年,路终于修通了。虽然是条泥土路,但自行车、摩托车、拖拉机都能开进高洞。

  卯洞的金丝桐油和茶叶品质好,尤其是桐油,“浓度高,色泽金黄,粘之可扯成丝”。当时,社员们靠山吃山,却“吃”错了方向,没用好这棵“摇钱树”。

  张富清看得既远也准。他一方面加强老林管理,牵头建立护林员制度,禁止砍伐和放牛;另一方面带领群众开荒植树,把四五千亩的山坡变成梯田,栽上油桐树和茶树。

  他还到广西一些山区考察,借鉴经验,办起林场。此外,他还组织群众办起畜牧场,既解决了吃肉的难题,又有了种树所需的农家肥。

  两年后,汗水换来收益,每个小队年收入都增加了两三千元以上,群众生活明显改善。

  很快,卯洞的林业发展在全县出了名,县里召开现场会推广,外省的同志也来参观。

  令张富清欣慰的是,如今的卯洞,又开始加速发展油桐,还打出了“来凤桐油甲天下,卯洞桐油甲来凤”的广告。

  1979年夏,随着一纸调令,55岁的张富清要离开卯洞、离开大山,回县城任职。消息不胫而走,群众依依不舍。他对这片大山倾注的深情,山里的老百姓感受得真真切切。

  一时间,许多群众打算翻山越岭到卯洞来送别。公社连忙通知: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,但每村派一名干部代表和一名群众代表即可,不要来人太多。

  即便下了通知,张富清走的那天早上,一开门,仍满眼是人。有的社员是头天晚上赶来的,竟在门前坐了大半夜;有的要送他自己做的小竹椅,有的捧着吃的东西……

  令他泪湿双眼的,何止这一次!当年,他被打倒,停发工资,断了生活来源,但早上一开门,常常发现门口放着些米面和菜。悄悄送来,不留姓名,至今不知是谁送的。

  除在党校学习两年外,张富清共在山区工作20年。20年间,他和大山里的老百姓如土地和庄稼,紧紧地连在一起。

  此时,张富清任三胡区副区长,孙玉兰也调到三胡区供销社上班,供销社归他分管。为了顺利推动人员精简工作,他率先动员妻子放弃“铁饭碗”。

  “执行党的政策,不从自己做起,怎么落实?”张富清劝说妻子,“你下去了,我才好做别人的工作。”

  1955年至1962年,张富清的4个孩子先后出生,两儿两女,家庭负担本来就重,少了一个人的收入,生活更加捉襟见肘。曾喜欢抽点烟、喝点酒的张富清,全都戒了。

  1963年,孙玉兰找师傅学缝纫,“每天只能挣两三角钱”。孩子们下午放学,先去地里捡别人刨剩下的土豆回来当晚饭。小儿子张健全对童年最深的记忆,就是饥饿。

  上世纪70年代,恩施市有家国企来县里招工。张富清最先得知这一信息,也知道大儿子符合条件,可他却动员大儿子到卯洞公社万亩林场去当知青。

  他开导儿子:“我是你的父亲,但更是党的干部,我可以照顾你,群众怎么办?”儿子很理解,到林场住在茅棚,种地、植树,一干就是几年。

  “人,要靠自己。如果考不上学,自己想办法,不要指望我。”张富清对孩子不打不骂、不说重话,但他的以身作则,就是威严。

  他的4个孩子,除大女儿因伤致残外,其他3个都凭自己的努力考上学,当上了干部或职工,没有一个沾过父亲的光,没有一个在他任职过的单位工作。按照他的“规定”,此次各路记者采访,除了小儿子张健全,其他子女、孙辈都不能露面。

  他心里埋着一个几十年不变的参照系——牺牲的战友。采访时,他说:“和牺牲的战友比,我还活着,吃的住的都好,我很满足。”

  多年来,张富清养成一个习惯,每月工资发下来,先交党费,811180b.com再买生活必需品,留出一些钱以备不时之需,最后轮流给孩子添置一些衣服。再紧张,决不超支。

  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,母亲病危。手捧着家里接连寄来的两封信,张富清却没能回去见母亲最后一面。

  除了任务重、路途远外,就是缺钱。他当时一个月工资30多元,几乎没有余钱。从单位借了200元寄给母亲看病后,张富清再没路费回去了。

  当时,买不起布,孙玉兰就买尿素袋染色后做衣服。儿子张健全回忆:“我的一些衣服经常印着‘含氮量’的字样。”

  张富清也一样,平均每条裤子要换3次补丁。1978年暑假期间,儿子女儿每天靠搬石头、晒辣椒挣钱,攒了9块多,为他做了一条黄色的确良裤子。也是从那时起,在家人的再三要求下,他才不再穿带补丁的衣服。

  在三胡时,他全家住一间小屋,只够放一张床,“挤哒全家”(恩施方言,全家挤在一起),门勉强能打开,做饭的炉子放在门外,下雨时再搬到屋里。

  后来生活好了,张富清也从不下馆子。逢年过节,拗不过儿女们的心意,到饭店聚餐,他总是先约法三章,规定钱数,不许铺张。

  如今,张富清已在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家属楼里住了30多年。当年的同事,大都买商品房搬走了,一楼租给了商户,环境嘈杂,他依然觉得挺好。

  除了生病去医院,他从不坐出租车。他说,来凤县城小,到哪儿去,就慢慢走。截肢以后,他去超市都是推着助行器去,即便不慎摔倒也不在意。

  2012年4月,88岁高龄的张富清左膝脓肿,多地治疗不见好转,医生最后诊断,必须高位截肢。

  “我虽然离休了,但一直帮老单位建行开展业务。我认识的人多,大家也信任我,能帮上不少忙呢……”

  “战争年代腿都没掉,没想到和平时期腿掉了!”从手术台上下来,张富清暗自伤感,“以后是不是就成一个废人了?什么都干不了,还要拖累子女?”

  但在家人和医生面前,张富清依然乐观,未显露半点消极情绪,积极配合治疗。伤口刚愈合,他便用一条腿做支撑,先是沿着病床移动,后来慢慢地扶着墙壁练习走路。

  “我既然不能为国家作贡献了,更不能添麻烦,也不能给儿女添负担。”张富清说,“我必须重新站起来,至少做到生活自理,不能坐在轮椅上让人照顾。”

  一开始,掌握不好平衡,他不知摔了多少跟头,头上经常磕出包,身上也是青一块紫一块。有一次,他不小心摔破了胳膊,扶墙站起来时,墙面留下好几道血印。

  靠着战场上淬炼的顽强意志,经过近一年锻炼,张富清已能借助助行器,上楼下楼,上街买菜,有时还下厨炒几个菜,实现了生活自理的目标!

  “去年,张老到恩施医院做白内障手术,需要植入人工晶体。手术前,我特意叮嘱:张老是离休干部,医药费全额报销,一定要选好一点的晶体。”李甘霖说,“可张老听说同病房的病友用的是3000多元的,也选了同样价位的。”

  “听医生介绍这个也不错,就选了。”张富清说,“我都休息了,不能为国家做什么事了,节约一点是一点。”

  奖章正面是“人民功臣”4个金色大字,下方刻着“西北军政委员会颁”,颁发时间是1950年。有博物馆希望收藏,张富清说:“现在还不舍得,等百年之后会捐出来。”

  他珍视“人民功臣”的荣誉,却从未把自己当“功臣”。从部队到地方,从人民子弟兵到人民公仆,“人民”二字,永远写在前面、刻在心上——作为一名老兵,这是他的初心、他的坚守、他一生奋斗的源头。(记者 杜献洲 邵薇 安普忠 柴华 何武涛 通讯员 朱勇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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